《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

作者:[日]中岛幼八 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7


文 / 中岛幼八

         日语中有一句名言:“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生みの恩より育ての恩)我回顾了自己的人生,无论从实际情况来说,还是从我的亲身感受来说,完全证实了这句名言的正确性。我已年过七十,体质甚佳,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写出自己的回忆录(日语版和中文版的两个版本)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归根结底,这是中国养育我的结果。

         因此,在这里我首先要说一句心里话:谢谢,中国!

         我要写回忆录的动机,不外乎是这句心里话推动了我。所以,我所写的并不是我,而是一把屎一把尿拉扯我长大的中国养父母,以及老师、同学和乡亲们。在写作过程中,我痛感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把他们写好。我不是以写作为业的人,也没有学历,在中国读到小学毕业,回日本后只读完了高中课程,并且是半工半读的夜间高中,因而表达能力自然差劲。何况回日后时达五十六年之久,中文表达能力自然落后。各位中文读者读起来一定很吃力,在此一并致以歉意。

         我首先写了日语版原稿,在此基础上写了中文版原稿。两个版本在情节上基本一致,个别地方做了增减。为了使日语版读者能够理解我的成长过程,写的日常生活——吃、穿、住、行以及中国的习俗,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过于啰唆。另外,面向日本读者,我着重写了与日侨有关的人物和事情,目的是想让更多的日本读者理解我们这些遗孤是在中国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下得以活下来,所以没有做任何删减。

         我与各位读者有着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希望日中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为此,我认为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是最关键的。这样两国人民才会不受任何干扰,而互相信任下去。相反,如果缺乏信任,那就必然要产生误会或误解,从而导致冲突或纠纷。

         从1945年8月15日算起,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为使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增进相互理解,不使灾难的噩梦重演,这本回忆录如能起到一些好作用,则是我十分欣慰的。


 

精彩试读:
在我幼小的时候,有过一段可以说是极不寻常的历史。看上去似乎是一种不幸,但现在回忆起来,在每一个节骨眼儿上都充满了幸运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外乎是各种类型的人所起到的作用,由此给我的人生带来了神奇的色彩。

我把这些人,用一个普普通通的词来表达:恩人。下边就请听我倾述恩人之恩。

我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

在东京品川火车站附近的泉岳寺坡下,沿铁路边上有一处当时被称为高轮牛町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普通的传统式民居木板房。在二百年前的江户时代,这条铁路边还是海边上装卸海运物的码头。那时京都的牛贩子在这里营运,而留下了“牛町”的地名。父亲中岛博司本是兵库县但马地方出身,20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东京,在这附近三田四国町的洗衣店任职。我就生在这所木板房里。泉岳寺在全国闻名,寺中安葬有赤穗藩(兵库县)

四七志士坟墓,其报仇雪恨的“忠臣藏”事件,今日仍家喻户晓。父亲在这里租房子,不难推测是出于对老家的气息抱有怀念的心情。

据母亲清江说:父亲在乡下当教员,家里还有地,按现在日本的说法,当时算兼业农户。自己在学校教书,农地委托佃农耕种,而这些佃农还不能从自己家的正门出入,非得进出后门不可。父亲对这种封建恶习很不满,正值学校发生工潮的时候,他便不顾体弱,抱一种雄心壮志,决意摆脱这闭塞的乡下。给弟弟留了字条,便从山阴本线的养父站乘火车奔向了东京的寒空。按常情论,就近出逃到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地区就算可以了,何必又跨过名古屋地区,跳了两个格儿,而出奔东京呢?现在已经没法确认了。

以后政局急剧地被军国主义力量推向对外侵略的方向。珍珠港事件后,国内的与“鬼畜英美”决一死战的气氛越来越浓。战备运输的枢纽品川站,日夜充斥着狂呼“出征士兵万岁”的声音,运输军用物资的火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据母亲说,震得我家小房子如在铁轨上颠簸一样。

每逢假日,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修理大家穿的木屐鞋。我出生还不到一年,坐在榻榻米席的小椅子上,把脚趾伸进嘴里流着口水舔;比我大六岁的姐姐三子只把手放在我的身上,自顾看自己的小人儿书。这样一个平凡的家庭,过着宁静的日子。

一天,母亲的弟弟田中鹿二给父亲带来了他很感兴趣的信息,说是东京市要派遣赴满洲的开拓团,正在招募报名,名字叫第十次长岭八丈岛开拓团,是东京市派遣的第十批,以八丈岛出身者为主。父亲已经有两个孩子,还不死心,想干出个什么名堂来。他那耿直的性格使他轻而易举地成了军国主义思潮的俘虏,充当侵略的炮灰,上了“开拓满洲”的当,把自己推向了绝路。

这是何等痛苦的教训啊!

我们一家乘坐从新潟港起航的“白山丸”,向乐土进发。当时同行的兴致勃勃的少年冲山进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941年刚刚建造起来的“白山丸”,在浅绿色的船身上从头到尾画有白色宽线条,像是驶向幸福的箭头。刚上船,喇叭就播出注意事项说,不久前(下)关釜(山)航线的轮渡“昆仑丸”遭到鱼雷的袭击而沉船(1943年10月5日),希引以注意。母亲曾说,她抱着我,听了广播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请允许我后话先说,时来运转,我将亲自脚踏舷梯,再次乘坐这艘“白山丸”,那时他(日本船名之“丸”字为男性代名词)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满载着幸福的客轮了。

开拓团一行在朝鲜清津登陆,随后走陆路越过国境,进入牡丹江省宁安县安家落户。团员在当地被分散到八个村子,还另设了个本部村。那里有我姐姐们上的国民学校。我们家住在王家屯,和当地居民住在一个村子里。

除此之外,还有统治这个地区的驻地日军,譬如松尾中队、宫田中队、横川中队,位于南边的较大村镇沙兰镇设有日本宪兵的警察署。由此可见,日本建立傀儡“满洲国”以后,在这样边远的乡下及山坳里还布下了统治机构。脚穿军靴,闯进人家的屋里,霸占了房子和土地,如遇反抗,则肆无忌惮地烧杀劫掠,天下哪里会有这种强盗的逻辑?其本身已经作茧自缚,陷入无法挽救的死路。但是,开拓团的人们,包括我的父母还鬼迷心窍,没有认清局势。

有关当地的情况,在1945年之初,父亲给日本国内的亲戚寄了一封信。这封信比较长,把当时的情况写得很具体。从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日本已经面临战败,可父亲本人还没有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这封悠闲自得的信,收件人是父亲的外甥远藤清长,他似乎未继承家传的小五金店,而在外任职。

清长君:

好久没有联系,各位都好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去年忙得不得了,国内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过了新年才顾了自己,国内的种种情况随之浮现在眼前,也想起了两年前各位的模样,十分想念。现在国内一定是遭到空袭,精神上根本没有宁静的时候。快了,再忍耐一下吧。满洲这里不知什么时候也会直接与敌人交锋的。我们今年也将参加后方兵团,在该地区接受与降落伞部队打仗的训练。作为牡丹江后方的我开拓团驻地,似乎是降落伞部队空降的最佳地区。

当地已度过了零下三十五六度的寒冬,现在即将迎来满洲独特的百花缭乱的春天。今年没有雪,到处尘土飞扬。去年夏天,根本不知是怎么过的,一切事情都不晓得,所谓干农活也并不是拿锹去吭哧吭哧挖硬东西,全靠马或农具,妻子背着孩子牵马一起忙活。尽管这样,一天一夜之间野草能长五六寸左右,有的草甚至能长一尺高。当地的野草长得这么快,真是令人吃惊。反过来说,只要除草做得好,庄稼也会长得令人吃惊。虽然经历了屡次的失败,总算把分摊的七百公斤的任务也全交了。吃的也留下来了。马铃薯收了两千公斤左右。钱也花光了。这里的物价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昂贵得不得了。除了开拓团本部配给的东西以外,要买的话一两千块钱根本买不到什么。我比别人带来的行李多,穿的衣服在这一两年不用发愁。别人只带了五六件行李,而我们却带来了二十三个。弄得家里没法整理,腾不出地方来。

寒冷也习惯了。由于这里空气干燥,温度计的汞降得那么低也不感觉冷。比国内的冬天要好受得多。只是手脚和耳朵、鼻子冻得要破裂,若没有御寒的帽子,连二十分钟也挺不了。同样是开拓团的团员,来了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对严寒的抵抗力完全不一样。三子今年整天在外边玩一点不在乎。学校也没请过假。幼八不太出去,但在家里不穿袜子也能玩得开心。

现在当地因为缺铁,所以一些刀具、木匠用的工具等一概买不到。在这里即使一根钉一根铆都是很珍贵的。去年因为没有扳子而为难。调节农具每天都需要的铁锤全村只有一两把,到处去借。虽然住在一个村的人,但田地离得远,农具的调用就很不方便。你们家里还有这些吗?要是有的话,务必匀给我们。今年明年我是回不去的,一起来的人应征战死,他的妻子正在东京,拟3月份回来。我托她到奥泽(东京地名)妻子的娘家去,如果方便的话替我寄到那边去也好。货款暂时没法付,过一两年想办法付清。

如果离得近的话,直接见面也好,可以对我们的情况加深了解,免得惦记。但从形势来说,东京也比较危险,大概完全办不到。

铁锤或扳手、钳子、方钢、钻头、锹等东西,如果还有的话,给我一些。

今年成立了水田班,定了一个三十万平方米的水田计划。我自己也想搞个十分之一左右,大约三万平方米、两万五千平方米的旱田计划。收成的粮食达六吨,去年也种了不多的一点水田,总算吃到了大米做的黏糕,还吃了个够。

本打算多收一些,但连装粮食的口袋都没有,真无奈。

好了,可能在这一年半载里不能写信,但愿你们都好,与英美决一死战吧。我们也为之奋斗到底。愿今年之内把这些家伙消灭掉。

博司从信里可以看出当地的土地十分肥沃,入住的每户大约有三万平方米土地,据说多的达七万平方米。我家这一年交了摊分的任务粮七百公斤。关于这些土地,父亲在信里写道:“干农活也并不是拿锹去吭哧吭哧挖硬东西。”这就是说,这些地根本不是开拓团亲手开垦出来的。据原开拓团成员之一的冲山进说,当时拿到的土地都是以微不足道的价钱从当地农民手中征调的,自己根本没有开拓。

这封信是1945年1月写的,那个时候已经打算与“敌人”直接打仗了,而且针对降落伞部队的训练已经开始了。信的最后用了“与英美决一死战”、“愿今年之内把这些家伙消灭掉”收尾。

关于我父亲这个人,根据亲戚或原开拓团的人们评价,他是个肯帮助别人、鼓励别人的人,对周围的人十分关心。我虽然未曾受过父亲的熏陶,但别人都说我继承了他的性格。父亲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那么为什么还被这种侵略战争的思想迷住了心窍呢?这一点值得深省。看来越是善良的人越会受狭隘的民粹主义影响。

生母曾经说过,在王家屯我们家附近,有一口全村用的吃水井,用辘轳打水,井旁可以洗衣服、淘米。生母在井边淘米时,中国妇女站在旁边眼巴巴地盯着。日本人把掺在大米里的黑粒,或带皮的颗粒一个不剩地挑出来,可中国人连粗粮都吃不饱,哪还谈得到这么干净?从此以后,生母就再也不去洗衣服或淘米了。

战争的局势不断紧张起来,日本的侵略不只在亚洲,甚至野心勃勃地打算独占太平洋。可是到处遇到抵抗,兵力十分短缺。

我父亲也接到了征兵通知,日本叫“红纸”。1945年7月26日,父亲被征入伍,当了炮灰。当时,生母怀孕六个月,姐姐八岁,我三岁。父亲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我们的呢?活到九十八岁的生母,生前一次也没有提起过这些事。回忆这些事似乎让她感到痛苦。

父亲被征走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地严峻起来,开拓团的人们陷入了惶恐不安的绝境。

现在我手里有日期为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12月18日,原开拓团石井房次郎团长写的一份报告。其开头写道:

昭和二十年(1945年)8月4日,在牡丹江举行了东满省管区开拓团长会议。从当天会议的气氛就感觉事态相当紧迫。不难看出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有了极其悲观的倾向,但还没想到苏军的参战。

过了五天后,苏军从牡丹江等五个渠道进攻了中国东北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得日军全面覆灭。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彻底结束。

石井团长得到这个消息是8月21日。在那之前感觉“如此待下去危险的程度有增无减”,随之做了最后的决定,率领全开拓团的成员朝大山坳里逃难。从宁安训练所发来指示,说日本关东军已经把桥梁炸毁,往山里逃躲为佳。

14日傍晚起,在雨后的泥泞之中,总共有五百余人逃往三十公里之外的山坳躲避。

待明确得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准确信息后,才决定“于(8月)

30 日清晨去苏军驻地司令部”投降。

关于这个时候的情况,在石井团长居住的八丈岛的本地报纸《南海时报》中,有一篇采访他本人的文章写道:“那时,日本官方当局教育日本人,如果战败,要把全团的设施均放火烧掉。但是,石井考虑,这些都是中国人义务劳动的成果,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果实,是全村的财产,不能毁坏。”所以临离开的时候,把小学校,储存石油、大米的仓库全都保留了。

“遗憾的是,”石井继续说负责保卫“满洲国国防”的关东军,“他们深知在后方有不少开拓团,还把所有的桥梁都炸毁了。

在去集中营的一路上真是困苦难言啊!多亏中国人蒸了堆成山的馒头给我们吃,才保佑我们没饿坏肚子。”石井团长的儿媳当年还是开拓团中的少女,名叫佐藤澄子,她说:“当时我十五岁,记得清清楚楚,从逃难的山坳里出来,去东京城附近的集中营时途经王家屯、沙兰,走了有三十公里左右,到达牡丹江边的三陵屯时,已经天黑,又累又饿,幸亏村民给我们预备了晚饭,蒸了馒头,吃了就在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被关进了集中营,待了一个多月。”关于集中营里的情况,团长写得很清楚:在四千几百人的集中营里,只有十六栋房子。大部分人都住在牲口圈或鸡圈里。集中营里流行麻疹,每天都有小孩死掉。从各地逃生而来的妇女,有不少甚至在路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变得疯疯癫癫。报告里的内容惨不忍睹。

这样下去,入冬以后将更不可忍,与苏军交涉的结果,开拓团的人们被允许回原来的驻地过冬。

这个消息传出去后有些团员以外的人也央求同行,其中有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央求团长收留他们。

团长对他们说:“你们两个不是我们团的人,又不知你们姓啥,是哪里的人,怎么能带你们一起走?”听团长这么说,两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像野孩子似的少年更是跪在地上央求不已。

“我们俩是秋田县开拓团的人,全团在团长的命令下,已自决,只剩下我们两个。”其中一个像刚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鼹鼠那样满头尘土的男孩说。

团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男孩一转身把自己身后腰带上写的字给团长看,并说了自己的名字。上边写的是:东海林贞三,秋田县。据这个东海林少年说:在自决前,他母亲怕走散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写在腰带上。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和其他开拓团的人们一起被关在一栋房子里,事先安放好的炸弹爆炸,大家几乎都死在里边。这两个孩子在窗边没被炸死,跑了出来,还看到几个开拓团的负责人拿着钢刀,把还有一口气的人一个一个地砍死。他们两个吓得跑进山里,算是逃出了危险。在山里混进别的逃难途中的日本人里边,被一起关进了这个集中营。这个少年一口气述说了他们的经过,团长听了,二话没说,就答应这两个孩子跟开拓团一起行动。

这个东海林少年在战后五十周年祭奠之际,曾前来石井团长的墓前深深鞠躬致哀。这时他已经是头发灰白的中年人了。

10 月18 日,一行五百九十人在中方警备队员的护送下,回到沙兰镇。我生母挺着大肚子带我们姐弟俩回到王家屯原来的家里住下。其他没地方住的人,就住进仓库里。

但回到驻地后,维持生活也十分艰难。没有吃的,缺乏营养,还有传染病发生,冬天又冷,每天都有两三个人入土。过了1946 年的新年,到2 月止,已经有一百三十人死亡。

在采访中,我得知还有这样的例子:

畑山一家当时有七口人。进入1945年腊月的4日,祖母因营养失调而逝世。次日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五个孩子,缺吃,有病,她还考虑再忍耐几天,待春天暖和后,就能活下去。天天这么期待着,十天后的晚上,她把最小的第三个女儿抱进自己的被窝里睡下了。

到了早晨,孩子们相继起了床,可是母亲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二儿子达男喊了几声妈,也没有反应,摇晃了几下身体也没动。大女儿郁子、二女儿恭子也吃惊了,摸了摸母亲的手已经没有一点热气,眼睛也不睁开。五个孩子抱着母亲的身体哭成了一团。屋里和外边一样冷,冻得孩子们直打哆嗦。十四岁的达男向弟妹们说了一声:“我去找青木大叔。”说着便飞跑出去。途中滑倒在雪地里,爬起来又跑,像个雪球似的滚到了青木家。

天色还早,村里静悄悄的。

“大叔,不好了!开门呀!”他大声敲门呼喊。青木听了赶紧穿上棉衣,戴上帽子,小跑着赶往畑山家。青木本身也因缺乏营养,体力虚弱,途中捂着肚子歇了几次后,气喘吁吁地进了屋。邻居陈家老太太听到孩子哭声也赶过来。几个孩子只是哭,达男到了这个关头不知所措,只觉得自己最大,不坚强些哪行?

以前有大人,之后还有妈,现在什么靠山也没了,只能靠自己来照顾弟妹。他拉过来满脸泪水的昭子,用袖口给她擦了眼泪,说声:“不怕。”青木也对孩子们说:“有大叔在你们身边,放心好了。”青木在死者的身体上盖了被子,按日本的习惯,理了理死者的头发,在脸上蒙上一块白布。然后,拿把菜刀放在遗体上。要烧香没有香,要点蜡烛也没有,连收殓的棺材都没有,只好裹了席子送去入葬。邻居的陈家也帮忙把遗体抬到青龙山上,数九隆冬,哪里能挖得开土地,只能用雪盖上,祷告一下而已。

过了几天,达男一个人又跑到青龙山上看,母亲的遗体被狼弄得一塌糊涂。看到这凄凉的景象,他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周围无人,在天底下尽情地哭了个够。

这个时期一般是大人死的多,而孩子活了下来。大人将仅有的粮食尽量让给孩子们吃,自己营养不足,失去抵抗力,相继染上伤寒病。几个月的时间就死去了一百三十人,大部分都是成年人。

畑山家的母亲去世后,最小的昭子由陈家老太太接去照料。

虽然儿媳妇临盆,但老太太不能看着这家日本人扔下五个孩子没法活,就收留了一个最小的。但儿媳妇一个劲儿地反对,过了些日子,老太太没办法只好把昭子交给沙兰的远房亲戚照顾。把小妹妹分出去后,下边的两个妹妹也委托青木大叔给介绍到中国人家庭,替人看孩子或操持家务。春天农忙季节,达男也到沙兰给人家干活,弟弟升在当地给人家当苦力。

地处北方,严寒逼人,加之营养失调和伤寒病,开拓团的日本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家也陷入了困境,我的命运也跟着发生了转折。

第二章濒危“这条小命,我拉扯!”

1945年入冬以来,开拓团的人们暂时回到原来的驻地越冬。

我家也回到了那个坎儿下边的房子里。生母挺着临产的大肚子,背着刚满三岁的我,拉着九岁的姐姐,挎着大小行李,跟着大家从集中营往王家屯长途跋涉了四十公里,才到了家。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妇女和孩子,在路上谁也顾不了谁,都默默无言地、艰难地一步一步行走。有位叫内田久米的妇女,看到我生母肚子那么大,还要背挎着行李,实在不落忍,便伸过手来说:“哎呀!我帮你拿那个包袱吧。”随即从生母的肩上取下包袱来,换到自己的肩上帮着扛了。

“久米夫人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呢。”生母每每想起来,都是声音颤抖着,感激涕零。患难时的友情,把这两个同舟共济的妇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回日本后,久米老太太时常来东京我家串门,和生母聊天。后来我出面为这位好心的老太太找到她朝思暮想的过继子女,即后头要讲的孟淑文及其弟弟,总算替生母报了恩。

生母带我们姐弟回到王家屯坎儿下的家以后,依然天天饿着肚子没粮食吃。生母又是产后体弱,抗不了冬寒,加之染上伤寒病,更是生死难料。

一天,沙兰一个挑担子的叫老王(男女老少、中国人、日本人都这么叫他)的小贩挑着零碎商品来到王家屯。

说起这个老王,在日本居住的原八丈岛开拓团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但是,他的一个关键的底细,任何日本人都不知道。据后来村里人说:“那个老王是地下党的联络员。”他来我家的时候,正好姐姐和我用铝制饭盒在火盆上炒玉米花,当早饭吃。没有吃的,只能做这个。生母和姐姐都瘦得脸色发黑,没有血色。我更是皮包骨,肚子圆圆地鼓着,显得很不相称。眼珠特别大,几乎要凸出来。姐姐怕玉米粒烤煳了,在饭盒里搅来搅去,那金属般的撞击声在屋里特别刺耳。每当生母说到这里时,我都觉得如临其境。

就在几个月前,开拓团的成员无论哪一家都是那么富裕平和,老王也有生意可做。尤其孩子们喜欢吃麻花,每次挑来的麻花都被一扫而光。这一次也挑来了不少,但无人问津。

“夫人,好久没见了。”经常与日本人打交道,老王也会一点日语。

生母支撑着坐了起来,趁这个机会想把这些日子反复考虑过的一个问题跟老王商量一下。

“老王,您来得正好,我有点事想拜托您,不知合适不合适?”生母说到这儿,停了一下,探了探外边的声响,怕有人听见。然后压低了虚弱的声音,小心地说了下去。

“我的身体都这个样子了,不知什么时候有个好歹。我担心这两个孩子,姑娘比较大,能挺得过去,可这小子还小,这么下去恐怕挺不了。所以想跟您商量一下,老王您熟人多,看有什么适当的,能不能把小子抱给别人养活一下。”生母刚说完,没等老王回答,在旁边听着的姐姐就大声地哭起来,扑在生母怀里,边哭边喊:“把幼子抱给别人哪行呀?不能,不能啊!”生母双手捂着脸,讲不出话来。

老王也无话可答。

“我明白了。夫人的意思我完全明白。等我转一圈儿,做完生意再回来。你们娘儿俩也好好商量一下,好吧?”说着就从篮子里拿出几根麻花,递给姐姐说:“给你弟弟热一热吃吧。”接着就挑起担子出去了。

老王走了以后,生母劝说姐姐:这么冷的冬天,又没有东西吃,只有死路一条,开拓团不少人不是接二连三地送走了孩子吗?你的同学正子家,母亲死了,最小的弟弟也在两三天前死掉了。另外,邻居的同学冲山进的母亲也在几天前死去,用席子裹着埋在青龙山。冻土不能挖坑,只好盖上雪了事。过了几天去看,早已经被狼吃掉了。

这些日子相继地有人死去。姐姐想到这些情况,再看弟弟那黑瘦的样子,这样下去肯定活不了几天,不能让弟弟白白地死去呀!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死心塌地把弟弟抱给人家。但还是不愿意答应。再一想即使自己不愿意,可母亲的身体支撑不了,这样反对下去,反而给母亲增加精神负担。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咬着牙答应,别无办法。她擦了眼泪,在饭盒里加了些水,放在火盆上加热。随后把麻花掰成几节放在热水里捣碎,让体弱的弟弟吃起来容易些。

弟弟许久没吃到这么香的东西,吃饱肚子,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老王在村里转了一圈儿回来。生母又拜托了一遍,他就答应到沙兰找一下看谁家要孩子。老王把装东西的篮子归置了一下,腾出点空间,轻轻地把孩子放在里边。孩子还睡得很熟,根本没醒。老王把篮子盖好,从外表看不出里边有孩子,这也是生母再三嘱咐的,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把孩子抱给中国人是违反日本军方的规定的。奄奄一息的这条幼小的生命,就是这样偷偷地被挑出来,逃出了险境。

回到沙兰镇的老王肩挑货篮子直奔熟人老李家去了。在颤颤悠悠的篮子里,孩子还安静地睡着。

老李家夫妇没有孩子,一直想要一个男孩传宗接代。正好在这个时候,老王给他挑来个日本孩子。

老王在门口把两只脚上的雪踢打下来,然后把担子挑到屋里来。

“老李啊,你高兴吧,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宝贝。”老王说着,揭开篮子的遮盖,抱出了个小孩。立时这孩子醒了,转动眼珠,周围是一些从没见过的人,环境也是陌生的,突然间像着了火似的哭了起来。眼泪四溅,哭声不止,还惊恐地用日语“妈呀,妈呀”地直叫唤,手脚挣扎。老李家媳妇接过来抱着怎么哄也没用。

孩子的哭声在屋里屋外响遍了。邻居听说老李家抱了个孩子,都来看。人越来越多,孩子看都是生人,就哭得更邪乎了。

孩子喊的话,大伙听不懂,但哭声惨烈,听着有点刺心。

老李当初看这孩子瘦得皮包骨,不知能不能活到明天的样子,心已经凉了半截;再让这孩子的哭声一搅和,就更心烦了。

“老娘们儿,算了,别折腾了。不要,还给老王吧。”老李冲着他老婆喊了一句,甩手进里屋去了。

老王一听可有些为难了。把孩子还回去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怎么办呢?”老王叹了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堆儿里,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一下子把孩子抱过去了。

“这条小命多可怜,好不容易生下来,连活都活不下去,这叫什么世道。你们不要的话,我拉扯!”说着就把自己的脸贴到孩子的脸上,郑重其事地抱回家了。

到了家,女儿桂芳听妈一说也凑过来,抚摸着孩子的脸蛋儿,逗着玩儿。孩子看着跟平常的姐姐相似的桂芳哄着他,有点放心了,不哭也不挣扎了。由于哭过火了,时而抽搐一下。

在炕上铺了褥子,让孩子躺下,不一会儿就睡了。可能哭累了的缘故,睡得很熟。

这位中年妇女就是收留了我、一把屎一把尿将我抚养成人的养母。她天天早上用手轻轻地揉我的肚子,就像给我按摩似的,反反复复地轻微地揉,因为消化不良,我的肚子一直是鼓鼓的。

养母揉完了肚子,再把吃的东西嚼烂,嘴对嘴喂我吃下肚。经过养母夜以继日地这么抢救,我身上逐渐长了肉,肚子也眼见着小了,从死亡线上回来了。

后来,养母经常挂在嘴边上对别人说:“那一天,我把他抱过来,他就立时不哭啦。我们娘儿俩坐根儿就脾气对劲儿啊!”养母和我都是属马的,日本成语里说,马和马合得来。

如此,我这个日本孩子,对他们来说本来是敌对国家的后代,却被他们拯救并抚养成人,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啊!

不久,原来想抱我的老李家又抱了一个比我大三岁的日本孩子,名字叫冲山幸人,他的父母双亡,无法生存,哥儿四个被拆散,各自去求生。虽然稍微大一些,没有像我那样哭得厉害,但也是泪水吞到肚子里,悲痛难言。我们这些与亲人分散的开拓团的孩子,自打记事儿的时候起,童年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滋味,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不少孩子在战争的混乱中丧生,而幸存的这些孩子,之所以能够活下来,若没有中国的恩人是不可想象的。

何有此生呢?请听我倾吐衷肠。

把我抱出去以后,生母和姐姐母女俩的处境渐渐有了好转。

开拓团团长到处奔波筹集救济资金,多少拿到手一些,发给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团员家属。生母领到一点资金用来购买粮食吃,总算摆脱了饥寒交迫的局面,将就着度过了严寒的冬天。随之生母的健康也有所恢复。姐姐惦记我的情况,时而来看看。从王家屯来一次往返有八里地,对十来岁的女孩子来说十分吃力。养母不愿意让我见,她每次来都躲着养母偷偷地给我麻花吃。起初,姐姐用日语叫我过来,我还乖乖地跟她玩儿;逐渐日子长了,日语忘光了,感情也越来越淡薄起来。

天气暖和之后,开拓团的人们为了确保口粮,大家一起种了些庄稼,今后还不知怎么下去,总得下种,做些准备。这样一忙,姐姐来的次数就少了。

养母还照样早晚给我揉肚子,这种触感,现在的我仿佛还能感到。对我的饮食,养母也很在意,为我找大米吃,做花样刺激我的食欲。

天气暖和了,生母也能出远门的时候,领着姐姐来看我。

途中,从沙兰北门进来过桥的时候,姐姐从桥上看到河边上洗衣服的女孩子,吃惊地跟母亲说:“那不是正子吗?”姐姐大声喊:“正子!小正啊!”连喊了几次,那个正子头也没抬,端着洗衣盆转身跑回屋里去了。“她妈死了后,下边的两个弟弟也相继死去。剩下的大弟弟和正子又分别抱给别人家了。”姐姐十分伤心。

生母也叹了口气说:“冲山家的老四给了原来准备抱养幼子的那一家姓李的,开拓团的这些孩子大的去当苦力,小的抱给人家当养子,以后可怎么办呢?”“三子,”生母叫着姐姐的名字,催着说,“咱们赶紧走。快去看看幼子。”姐姐来过几次,生母还是头一次来,有好长时间没看到自己的儿子了。但姐姐也担心,养母让不让见面很难说。

出乎意料,养母热情地接待了她们。我穿着养母做的虎头鞋,脑袋剃得精光,只脑门儿留下一小片刘海儿,像刚从中国的古画里蹦出来的童子。身体长了膘,胖乎乎的。不到半年的时间,孩子变了样。生母看了特别放心。

后来每当生母说到这时的情形,总要加一句:“那个时候,我真想把你要回来呀!但是没说得出口。”其实,生母连抱也没抱着。养母是十分警惕的,很怕两个人来会把孩子抢走,自始至终,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没往下放。

当然,也坐根儿就没打算让生母摸一摸。而我呢,已经完全不认识生母了。

第三章遣返争子、夺子始末

石井房次郎团长的开拓团《报告》记载:

23日县政府发来遣返回国的正式命令。25日由保安队护送至牡丹江。

8月份还是较热的季节。团部马上向各村分住的团员通知,于14 日早晨赶到沙兰镇东大庙集合。

生母和姐姐也一早就从王家屯动身,来到东大庙集合。把我留在中国,生母拿不定主意,姐姐也说:“把幼子一个人留在中国,多可怜啊!”生母想和团长商量一下,再做决定。所以就带着姐姐,按时来到集合地点。到了东大庙,没等和团长商量,一看大家完全是回国的准备,生母的心动摇了。要是回到日本,那么留在中国的儿子怎么办?归根结底还是舍不得,便走到团长的面前,说不能把儿子扔在这里,今天就不跟大家一块回去了。

团长点了一下最终的回国人数。畑山家几个孩子说二哥达男去找妹妹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达男从昨天就到处跑,先到两个大妹妹抱去的家庭,说服养父母把妹妹放了,一起回日本,两家都好心好意地答应,一家还做了馒头交给妹妹在路上吃。给人家放牲口的弟弟不慎把腿戳在树杈上受了伤,似乎感染了什么病,没法治疗也跟着一块来了。只是抱给邻居的小妹妹昭子又被送给沙兰的某一家,一直找不到。所以今天一早先把三个弟妹送到集合地点,达男自己又去寻找小妹妹。父母双亡,最大的达男才十五岁,但他一心要完成父母的遗嘱,把弟妹全都带回去。没有昭子哪行?从昨天到今天,他拼命地东找西找也音信杳然。到了东大庙以后仍然不死心,又出去好长时间了。

达男不回来,团长也不能发命令出发。都已经7点过了,他还是压令不发,对他来说再也不能丢掉一个人了。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达男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摇了摇头,一屁股坐到地上,闷闷不语,还是没有找到妹妹昭子。他悔恨自己没有更早寻找,到了这个地步,只好忍气吞声地扶起拄着棍子的弟弟升艰难地走上了回国的路。兄妹四个为了不掉队,紧跟着大队伍拼死拼活地走完了三十公里。

我第一次见到达男的时候,他少言寡语。慢慢地我从他妹妹们口中听到有关他的事情,我深受感动。他回到日本,有了家庭以后也念念不忘留在中国的妹妹昭子。一有从中国回来的人,他就去了解情况。妻子认为他想妹妹比想自己还多,而有些嫉妒。

渐渐夫妻间的关系就有了隔膜,不得不离婚,女儿也跟她妈走了。在日本,从这种历史走过来的人,像达男那样,很不容易被一般人理解。他们都有一种不能违背历史遗产的倔脾气,与当代人的风气格格不入。

终于过了几十年之后,在东京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举行了迎接昭子妹妹的欢迎会。亲兄妹也由于在两个国家相隔多年,语言不得沟通,我出面做了他们的翻译。虽说是兄妹几个,但腿受伤的弟弟升没能回国。在回程的路上,因伤部感染得了破伤风,到达沈阳后被隔离,送进收容所。当达男接到升的死亡通知赶过去时,尸体已经被处置,最后一眼也没看到。在欢迎会上没去中国的大哥也来了。他对弟弟达男,一生抬不起头来。他临去世时,在病床上委托妻子向他的弟妹们各送一笔款项,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抱歉。可是,没等这笔款送给达男时,他也紧跟着大哥离开了人世。

我的生母和姐姐,决意留下来,而没有同行。7点过大部队才动身,母女俩眼睁睁地看着大家向东走去,为了我,她们娘儿俩留了下来。这时只觉得失去了靠山,没有着落。跟着大部队遣返的人们都是差点死掉的人,病的、伤的、老的、女的、小的,尽是弱者。所以拄着棍子的、背着人的、搀扶着人的,渐渐地落在后头,队伍拉得越来越长。

途中要过牡丹江,水流湍急,本来有座大桥,但被日本关东军炸毁,阻挡了开拓团的去路。在河边发现有一条船,但没有舵手。团长为难地叹了口气,想不出办法。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个男人,大声说:“团长,交给我吧。”他是茨城县人,叫大越与吉,原来干过舵手这一行。由他来操舵,又来了几个八丈岛出身的人帮忙,总算使几百个人安全地渡过了牡丹江。

到达东京城火车站已经是晚上8 点时分,走了十二个多钟头。

团长在《报告》里写道:

于9月3日,一行终于乘坐遣返的列车,到达了哈尔滨。但是,在哈尔滨却发生了意外的事。到达哈尔滨正在办理遣返手续时,突然列车乘警过来把我叫去。跟他过去一看,那里是公安警察的执勤点。马上被几个端着刺刀的兵围住,问了一下理由,也不得要领。结果被关在那里了……关了五天,没做任何调查,就被放出来了(开拓团的人们已经南下)。单独一个人南下也感觉没意思。想到在沙兰还有几十个妇女和孩子留在那里,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下了这个决心,就前往中共的军司令部提出了这个要求。司令部马上给我办了通行证,还给了我所需资金。就这样得到支持,再次返回牡丹江及沙兰镇,成功地救出了二十二名妇女和孩子。

但在当地还剩有二十几名妇女和孩子望洋兴叹,不能回乡。

《报告》里写的“下了决心”,这是多么崇高的一片心啊!只身重返,这在当时来说等于再次闯入险境。他这种不顾自身的危险,毅然决然的行动,令人肃然起敬。

团长于9月8日获释出监,从记录来看,他带领二十二名妇女和儿童,于9月18日离开牡丹江,前往哈尔滨。也就是在十天之间回到沙兰集合了二十二个人,又马不停蹄地返回哈尔滨。我的生母和姐姐就在其中。

与其说是生母不愿意把我留在养父母家自己回日本,不如说是姐姐哭着喊着,怎么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弟弟留在中国。这一次,生母在团长的劝说下,也决定和大家一起走了。

生母首先到养母家来了一次,希望养母把孩子还给她。那一天,住在西阁的一个个子很高的妇女,看到生母和姐姐从远处走过来,她就马上双手把我举到棚顶上藏了起来。藏在棚顶上的我留下了一生中最早的一个记忆:从房后头传来了脚步声,不好,来了!来了!我心里怕得不得了。

这次谈判,养母说什么也不给孩子,生母没办法,只好暂时回驻地了。

第二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养父下地干活去了,不在家。早晨,我和桂芳姐姐正在玩耍。突然生母出现了。“这个孩子我一定要带回去。”生母跟养母用中国话讲。养母当然不让,双方用日语和汉语反复交涉,却没有结果。

养母把我拽到自己的身后,两手掐着腰,摆出了掩护我的架势。桂芳姐姐还把我拉到自己的身边。生母忽然行动起来,转到养母身后要拉我,三子姐姐也抱住养母的腿不放,养母一趔趄,绊倒在地,把波棱盖磕了,一瞬间站不起来。桂芳姐姐要扶养母,没顾了我,生母趁势抓住我,抱着就往外跑。病愈不久,气色还不怎么好的生母,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力气,趔趄了几次,拼命地跑回驻地。三子姐姐在后边做掩护,对追赶来的养母和桂芳姐姐又推又挡。离着有几百米的大庙就是住处,生母抱我跑进庙里,后头跟过来的三子姐姐随后关门上了门闩。养母从外边敲打大门,根本打不开,只听见我在里边哭叫。

“老陈家的孩子被人抢走了”的消息,一窝蜂似的传出去了。

不一会儿,门前来了不少人,口口声声地喊:“把孩子还回来!”正好团长也在屋里,和生母商量了一下对策。团长虽然不能说把孩子还给人家,但也觉得事态这样僵下去,村民越来越多,而且气势汹汹,将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日本人的名声已经一败涂地,再这样惹是生非,留在这里的日本人更难保人身安全。团长开始劝说生母,应该优先考虑团员们顺利回国的问题。生母也明白其中道理,自己不管怎么着都好,若给别人带来麻烦,那是千万要避免的。

团长提出了一个建议:“把事情交给当地的政府解决怎么样?”正好村长也赶来了,团长就拜托村长把双方带到区政府,由政府出面解决。对此,两个母亲都同意了。

在区政府,官员听取了村长和团长以及两个母亲的陈述。经过协商,宣布了判决方法。

官员先把孩子接管过来,然后让双方的母亲站在两边,把孩子放在中间,他喜欢去哪边,这孩子就归哪边。生母也思考再三,这孩子抱给陈家以后,本来是要死的孩子,经过养父母的精心抚养,不但摆脱了险境,而且还茁壮地成长起来,作为生母确是感谢不尽的。政府判决的出发点是尊重孩子自己的意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生母不得不同意了。

政府门前来了不少人。为了让大家也同意判决的结果,官员安排在院子里的群众面前裁决。

周围群众喊:“好!”官员就做了布置。

中国古代有过判牛的故事,官员可能从这个判例得到了启示。官员让两个母亲相隔二十米左右,在两边站好。他把孩子带到中间来,柔婉地对孩子说:

“孩子啊,你想上哪个母亲的怀抱里去呢?好,你自己去吧。”官员把手松开,孩子便用短小的腿脚,细碎的小步,直奔养母的怀抱跑过去了。

生母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地带着姐姐回驻地了。团长决定在两天后动身,将离开沙兰。次日,生母带着姐姐,到陈家来了。经政府判决了以后,双方也和解了。养母热情地接待了生母娘儿俩。生母解开了带来的包袱,从中拿出一条毯子和一个黄铜的水壶,放在炕上,并向养母说:“这个孩子,拜托收养吧。”随即深深地低下头来,请养母关照。养母把毯子退还给生母,说:“天冷了,在路上需要,你们留下吧。”姐姐把养母的话翻成日语讲给生母。确实,在路上能够御寒的东西也就只有这条毛毯,生母就说了声:“那就不客气了。”便收下了。那时,我在炕上午睡,生母只看了一下我安详睡觉的样子,便手捂双眼,走出了门口。

次日清晨,回国的团员们总共二十一个人,在团长的率领下,离开东大庙,徒步赶往东京城火车站。临行时,养母背着我站在东卡门的道边上送行。生母低了一下头致意,没有讲出话来。她咬着牙,一言不发,默默地跟大家往前走了。跟在后边的姐姐,回头喊了几次“幼子”,哭得眼泪汪汪。走一段回头看看,依依不舍地离去了。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三子姐姐的永别。

回国的一行,默默地走上了陡峻的沙兰东岭。忽听见后边有人喊:“慢点儿走,等等我!”团长回头一看,怔怔地站住了说:“那不是小政吗?”这个小政正在给人家放牛,有人告诉他开拓团的人都出发回日本了。他一听,赶紧把牛赶回去,撒腿就跑,飞也似的登上了东岭。

好不容易追上了大家,他一下子趴在地上,跪在团长面前。

“团长,俺也要回去。把俺带回去吧!”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只你一个吗?百合惠和袈裟春呢?”团长追问。

一听团长问到他的妹妹和弟弟,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中国人的长工都给他们安排到养父母家去了。”“那个驼背的老头儿吗?”团长似乎知道一些情况。接着问他,“你的东西呢?”小政这才想起来身边只带了平常用来护身的一根棍子,其他一无所有。

“中岛夫人啊!”团长向后边的生母喊了一句,“你给照应一下吧。”生母向我述说这一段情节时,有点怨气似的说:“团长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劈头盖脸地委托。”再回到团长的《报告》看一下,上面的记录是:

9月20日哈尔滨,22日长春,按部就班地在日侨管理事务所和日本人会等的周到的关照下,途经锦州、葫芦岛港等地,终于回到了阔别的祖国,眼望着绿色的岛屿,于11月3日,在佐世保港登陆。

回国后,于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东京都政府在成田市召集原开拓团的有关人做了调查。据此,作为孤儿(还有与当地人结婚的妇女)留在当地的,开拓团成员有如下一些人:

饭冢正子 1936 年生饭冢一 1938 年生内田百合惠 1937 年生内田袈裟春 1942 年生冲山幸人 1939 年生近野省三 1942 年生铃木征英 1942 年生中岛幼八 1942 年生畑山昭子 1939 年生长谷川弥生 1945 年生间野晏男 1938 年生间野彻 1941 年生村松赞之助 1936 年生望月久男 1941 年生

第四章:起死回生 春回沙兰大地

我管养母叫“妈妈”,平常简称叫“妈”的时候也有,在日语听来有点洋气味儿,但在中国,这是传统的叫法。那个时代中国的妇女差不多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一般是丈夫的姓加自己娘家的姓,再加一个氏字。譬如我妈是陈孙氏,后来才改为孙振琴。

对养父我叫爸爸,简称叫爸,这也是传统的叫法,我爸全名叫陈玉贵。独生女儿叫陈桂芳,年龄比我大一轮,我叫她桂芳姐姐。

把我抱过来的时候,养父也不太同意。在那一贫如洗的年代拉扯一个孩子比养活一个大人还不容易,这对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对操持里里外外家务的女方来说,也深知持家的不易。但慈母的爱心胜过一切,所以她毅然地抱养了我这个濒死的日本孩子。她本人自打懂事时起就丧了父,随母改嫁到老孙家。

她从小尝尽人间的苦,也养成了对他人的爱心。

养母是老式的接生婆。过去中国农村没有产院,也没有什么接生员,养母本着她生有的爱心,不知接了多少孩子诞生于世,这使她懂得了生命的可贵。我这个幼小的生命也是在她的爱心下获得成活的机会。

养父母给我起了个中国式的小名叫“来福”。这个名字寄托了养父母的希望,直到我上学前大伙儿都这么叫我,也有的时候只叫福儿。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回国后,第一次访华时,我从天津给养母挂了长途电话,由于信号不好,接通之后只听到那一端养母嘶哑地喊“来福,来福”那微弱的声音。过了这么多年,依然留在我的耳边。

上了学以后,我有了个学名,叫陈庆和。尽管这样,像刚才说的,过了好多年,养母仍然不叫我学名,一直叫来福。如果养母现在还健在的话,她老人家仍然不会改变,会照样叫我来福。

这两个字寄托了她对我的希望。

关于年龄的问题,一般日本遗孤回来寻亲时因为没有准确的生日记录,大都采用所谓推定年龄。而我虽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出生年月日,挑担小贩老王把我接过来时生母告诉他的三岁就成了年龄的依据。但是我的日本名叫什么,却没有传过来。

我被抱到养父母家以后,语言也由当初的日语,很快就改为汉语。

沙兰镇这个小镇,四周由土墙围起。好像是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的傀儡政权,为了便于统治,把散居的当地居民,全部集中到土围子里边居住。所谓土墙,只不过是挖土垒成的墙,墙外边是挖土堆墙剩下的壕沟,兼备防御性。已过多年,土墙越来越矮,不过,壕沟有些地方还是比较深的。土围子四周各有一座门,称为东、西、南、北卡门。过去也许有过门,现在只留下一点痕迹,成为道路的缺口。出了东卡门,就是一个陡坡,称之为东岭。从这里可直达东京城,是通往火车站的要道。

镇的东、西、北三面都是岭,形成一个簸箕形盆地。大体上是四方形的土围子围起来的这个小镇,便坐落在盆底。沙兰河从小镇的西北角流进来,向东南角流出,与牡丹江汇流。小河,规整地把小镇分成了两个正三角形。

走出南卡门,则是一片开阔的火山熔岩覆盖的平川,一望无际,一直延续到南面的山根,当地称它为南石岗。虽是平川,坑坑洼洼的熔岩形成的地表没有土,不适合耕作,只能长一些灌木,还有狼窝等野兽的藏身之地。在远离几十里地的西边远处,尚留有远古时期的几个火山口,形成地下森林。当地对这个奇观,已经熟视无睹。谁也没去认真琢磨过火山爆发流出的熔岩垫平了这个石坑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质现象?南面的山脉顶峰叫老黑山,这可能是山北这一带人起的名字,因为从北边看上去山背面一直是黑的。当地的习惯,看风水的时候,中心点都要对准老黑山的山尖。闻名的景区镜泊湖如项链一般,绕在老黑山的山脚下。

沙兰又叫沙兰站,站是驿站的意思,清代时,西自吉林、东至宁古塔(宁安的古称)是一条交通要道,沙兰是其间几个驿站之一。据说过去在这里设有管理驿站的衙门机构。日本人进来后,驿站的衙门被撤销了。但是,它作为交通的要冲,继往开来,支撑着沙兰的繁荣。

从东卡门进来往街里走,过河之前,道北有一片庙宇,当地叫东大庙,是镇守沙兰的土地神。前后排着三栋朝南的庙堂,里边立着一些色彩鲜艳的雕塑像。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有人在那里烧香跪拜。以后逐渐没人信,香火也就断了。到了夏天,荒草齐腰深,破砖烂瓦满地皆是。有时大蛇挂在屋檐下,晦气阴森,无人敢进。合作化的时候,这里改成了仓库。我回日本的时候,庙宇已经不复存在。

东大庙的东邻是一片大菜园子,姓罗的老两口儿种菜,人们叫它罗家菜园。为了防偷菜,罗家养了几只狗。这几只狗,以后竟成了我家的祸根。

道南对过儿是地主陈家的宅院;东院靠墙根有长工们住的长条房子。我家住在正房的西头,门前隔着一条很窄的通道,面前就是西厢房的山墙。东厢房住的老胡家,我后头会说及。窄小的过道通向西大院,那里曾经住着地主陈玉喜一家。养父陈玉贵和他们是叔伯弟兄,但人家是地主,养父给他们当长工。养父母成婚后,也跟别的亲戚一起,住在西院长工房子的南北阁大炕。

土地改革前,一夜之间,大地主全家都跑了,无影无踪,丢下了大宅院和东院的三栋长工住的房子。陈玉喜还有个弟弟,叫陈玉风,是村里的中医大夫,他没跑,留在村里,也是个很歹毒的大夫。养父对他恨之入骨。

土改以后,打长工的佃农分到了土地。我家分的地在东岭顶上,田垄很长,是比较大的一块地。养父很高兴,还立了一块牌子,标上自己名字。这块地在东岭的上边,往下可以俯瞰整个沙兰盆地。远望出去,南石岗及其南边像展开的屏风似的老黑山俱收眼底。

我家虽然有了土地,但没有其他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播种前需要耙地,使土地松软,只能借用别人家的牛,用来拉钉齿耙。这耙地像在大地上扫描似的,来来回回地耙。为了使钉齿耙能够较深地耙地,上边需要有些重量。养母带着我站在钉齿耙上,手扶立杆,对我来说,既好玩儿,又能帮上忙。

在谷雨种大田的时候,气候已经比较暖和了,我也高高兴兴地跟养父母一块下地。在种谷子的时候,先在田垄上蹚成一条小沟。往小沟里播种子,这是养父的任务。他老人家肩上挎一条细长的口袋,里边装满谷种子,口袋的一端系在空心的木制管子上,管头的出口用枝丫堵着。对准小沟,用细棍边走边敲打管子,里边的谷粒儿均匀地被震出来,撒到田垄的小沟里,养母随后用脚盖上土。我们叫“点葫芦”的这个播种工具可能今天已经进入农具博物馆了,但敲打时的声音在田野上回响,在我的记忆里不次于八音盒的旋律。播大豆的时候,养母在田垄上按一定间隔挖小坑,养父随后点上大豆种子,用脚盖上土即可。这是单调的动作,没有任何旋律。

无论播什么种子,我都帮不上忙。我的记忆之中,最好玩的是听鸟叫。地上到处都是播种的声音,天上能听到百灵鸟的叫声。在广阔、瓦蓝的天空中,多么好听啊,可就是看不到那百灵鸟在什么地方,长的什么美样儿。我问养母哪里有鸟呀?养母说:“福儿,你在地上给它做个窝,它就会下来了。”我就用土块堆砌起来给鸟做窝,盼着百灵鸟,却始终没有鸟飞过来,我的一天也就这样结束了。

夏季的一天,大人在拔草,我在地边上午睡。养母为了不让我被蚊子叮,便把蚊香放在我身边。这蚊香是用艾蒿编成绳,晒干后点火烧的,不会灭。我睡得很熟,翻身时碰到了蚊香,火烧到我的衣服上,把我烫醒了。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养母听到哭声,看到冒烟,赶紧往我这边跑,还喊我往她那儿跑。遇到一起后,养母赶紧把烧煳的衣服扑灭了。养母麻利地把活儿收拾一下,提前带我回家,到家后又马上在烫红了的地方抹了药。养母做什么事都是雷厉风行,真像刮风似的,呼一下就行动起来。

在这个时期,我们家还没有牛或马等牲口,都得靠养父母自己的身体拼死拼活地干庄稼活儿。养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庄稼活儿就得靠自己,一颗汗珠儿掉下来摔八瓣儿。”我也深有体会,庄稼是靠汗水长的。

我稍微大了一些,有一年夏天干旱,不下雨,村里动员大伙儿去东大庙拜神求雨。我也跟别的孩子一起,头上戴着用柳树枝子编的圆套儿,混在人群里,和大家一起上大街,呼喊求老天爷下雨,感觉很好玩儿。

回家时,本以为养母会夸奖我求雨,做了件好事。没承想她老人家完全相反,不但没夸,还数落了我一顿。

“什么求雨求神的,老天爷能给你下吗?”她每天和养父一起,从附近的河里挑水往地里浇。他们除了自己的汗水以外,什么都不信!神啦,鬼啦,对他们来说都不值得信。这一点,至今对我影响很大。

第五章:成长 上学读书

过了年就要上学了。

那个时候,上学就要起个学名,我们叫大名。前边说过,我已经有了“来福”这个小名,再起一个学名就可以了。我随养父的姓,给我起的名字叫庆和。我觉得这个名字十分出色,遗憾的是没有名副其实。而且,陈庆和这个名字,在我的人生中时隐时现,回到日本以后还曾经用过。这是以后的事。

我要上学了,养母感到格外高兴。本来是捡来的一条小命,从濒死的状态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到现在,不只使他起死回生,还眼看着长得胖乎乎的,如今又要上学,小脑瓜越来越伶俐起来了。

那个时候,入学是从过了年以后开始,一年里最冷的时候。

上学穿什么,带什么,都得准备准备。棉袄是对襟、布扣儿的;书棉裤叫马裤,也可能是骑马穿的,裤口紧收,大腿部鼓成半圆形,风雪不透,御寒效果特好;鞋是高腰儿的棉布鞋,还佩戴了棉手套,这手套的大拇指和别的指头分开,可以拿东西,用小绳连起来,挎在脖子上,不用时系在身后;书包是帆布做的,挎在肩膀上。这些东西都是养母自己给我预备的,因为还不那么富裕,鞋是新做的,别的就用现成的。

上学了就不能穿虎头鞋,养母自打入冬以来就准备做棉鞋,利用冬闲的时间,养父的和我的都得做。手头攒的旧布一块一块地用糨糊均匀地贴在木板上,有四五层左右,晒干。这样打好的袼褙,用来做鞋,鞋底、鞋帮都用它。按鞋样把袼褙裁成鞋底,三四枚叠起来,然后用麻线密密麻麻地纳得结结实实。养母纳鞋底儿的样子,给我留下鲜明的记忆。她老人家坐在热炕上,把鞋底放在膝盖上,右手使劲地用锥子在鞋底上穿孔儿,通了麻线拉紧,如此反复,时而把锥子往头发里划一下,锥子尖儿似乎就锋利了。没有耐性是纳不好的,养母纳出来的鞋底儿梆梆硬,做出来的鞋既结实又好看。我们全家穿的都是养母一针一线做出来的艺术品。要出嫁的姑娘一般做布鞋,当礼物给男方,用以表达自己的爱情。正像过去日本妇女织毛衣那样。

日本人古来穿木屐或草鞋,他们哪里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做布鞋的文化!

过去,小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我们沙兰小学从入学可上到六年级才毕业。所以正门的牌子上写有第六区沙兰完全小学。

另外,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前不能上学的穷人子弟,解放后都可以上学了,没有年龄限制,人数剧增,分了甲乙两个班。我们班里,我八岁算最小的,最大的叫王庆林,上了学没几年就抱孩子当爸爸了。

刚上学的时候,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上学的男生全部都剃成光头。不知学校的守则里有没有这个规定,也可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习惯,对此养母是非常讨厌的。当我入学的时候,养母坚决不让我剃光头。

她老人家说:“我们孩子虽然是日本人,大了也不当和尚。

天这么冷,干吗要剃成光头呢?俺们不剃。”就这样,我把头梳成三七分的分头进了学堂。

学校里男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光头,只有我没剃。班里男同学不少过来取笑我:“真羡慕你呀,头上还长着头发呢。”我的性格比较老实,跟女生一样,头上又有头发,可能是那个淘气包子段元昌给我起了个外号儿,叫我小姑娘。他坐在我后头,时而伸过手来抚摸我的头发:“小姑娘,让我摸摸,你的分头多带劲呀!”我逐渐地躲开这些淘气包子,跟同桌曹秀兰等女生玩儿的机会多了。这样一来,小姑娘这个外号就更落实了。

有一天放学回到家,养母喜形于色地迎过来,问:

“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学国语了。”我回答,顺便给养母背诵了一段。

“第一课,人,一个人,两只手……”养母听了,乐滋滋地问:

“是吗,那么‘人’字怎么写呀?”养母不识字。

我就把胳膊绕到背后,两腿叉开,对养母说:

“妈,你看着,这么写,一撇一捺,就是‘人’。”我给妈比画。

“你那马裤像长了翅膀,可别飞走了。你是妈的宝贝儿啊!”从争子纠纷的那个时候起,虽然过了四年多,可在养母的意识深处,还留有我被夺走的恐惧。

学校的生活,我逐渐习惯了。

我们的校舍南面紧靠沙兰河的河边,教室是一栋较长的砖房,正中间的校门,有点欧式古典风格。进了校门向两端伸过去有走廊,排着高年级的教室和教员办公室。西头往北拐过去是西栋校舍,有教室和礼堂,是后盖的。再往东拐,连着的是北栋教室。南、西、北三栋房子连在一起,学校的房子是“区”字形。

围在中间的操场和砖房前边的河边地,是我们学生玩耍的乐园。

沙兰河上有三座桥。西大桥和中间的桥之间的河以北是我们校舍,我家住在东大桥附近。所谓中间的桥地处沙兰站的中心,河以南有供销社、旅店等商业设施,本来应该有个象征性的大桥,可是因为河太宽,都是临时搭的板桥。

我在上学期间,几乎都是从西大桥过河。下文提到家里发生的不幸遭遇,使我改变了上学的路线。过了西大桥,在砖房的西端角上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是学校的象征,就好像日本的学校都有樱花树那样,枝条荡漾,柳絮飞舞,给孩子们报春,沙兰河在它面前破冰,阳光在河面上闪闪地流动。

这所学校是我们德育、智育、体育的摇篮。我在沙兰的近一半时间,都是在她的孕育下成长的。(可是今天,在这地球上,她已经不复存在,2005年的天灾一天之间把她抹掉了。)

学校当时的设施是很简陋的。学生数突然增加,没法容纳。

刚刚解放,资金缺乏。连温饱都顾不上的时代,哪还谈得上教育预算。为了让孩子都能上学,赶紧盖了房子当教室使用,总算遮风避雨能够上课。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板凳坐,土坯摞起来架上木板,当书桌用,在上边可以写字。我们班有五十个人左右,设备虽然简陋,有课本念,有老师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快乐的集体生活了。以后逐步地给我们做了桌椅,两个人一桌,这才有了“同桌”这个概念。

我们的班主任叫马春兰,她就像一朵娇艳的兰花。我的同桌叫曹秀兰,她像是一朵洁白的兰花。她住在河以北的长安村,和班里的张淑芝是邻居,上学放学两个人都形影不离。张淑芝嗓门儿好,唱歌说话如鸟语婉转动听。我和她以后又有机会不期而遇,在我回国的时候,她曾助我一臂之力。

学校这个地方集中了全镇的孩子,当然开拓团遣返后的日本遗孤也都在学校里亮相了。每个遗孤怎么与亲人离别又抱给中国家庭的,在学校里故事般地传开。

一个叫刘淑琴的女孩子遗孤比我高两年级,学习成绩很出色。老刘家把她卖了当童养媳,当地政府拒不批准,收留了她,并供她上学。在同一个年级有一个叫赵全有的男孩子,是她亲弟弟。脑瓜格外聪明,在高年级的乐队里敲大鼓,每逢学校有活动时,都是他站在队伍的最前头,敲着大鼓前进。

在他们下一年级有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女孩子,名叫孙淑琴。

她的养母特别疼爱她,原来没有孩子,抱了她以后,生了个男孩,但对她仍然爱之如命。养母为了供她上学,宁肯给人家当保姆挣钱。她的同班生里有个叫邱继友的男孩,个子较高,好像也是日本人。以后听他自己说,他还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三岁,他父亲被征去当兵,母亲生病去世,他和哥哥分别被抱给中国家庭。

哥哥来看他,他扔石头子儿,喊“日本鬼子”。以后他的那个哥哥被带到南方,失去了联络。听说死在井里,不知是真是假。

当地有名的张兽医有一个抱养的日本孩子,村里相传那个孩子一哭肚脐儿就凸出来。这位张兽医会做生意,在沙兰大街开了个杂货店。我七岁左右的时候,养父去买烧酒,手拉着我一块去,我走在养父身旁,觉得养父特别高,阳光照在养父脸上,显得他特别白。除了给自己买烧酒以外养父还买灶糖,过小年时供在灶王爷那里。张兽医拿来烧酒和灶糖,养父又说:“给这孩子拿包糖豆儿。”张兽医包了糖给我,还说:“这孩子挺仁义。”养父付了钱,就聊起我来。张兽医突然往里边连喊了几声“国华”,从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