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作家和他的东方朝圣之旅


         在戈尔丁并未亲身体验埃及时写下了这样话:“任何人去考察那份字母表,不管它是画下来的还是刻于石上,或是用金属、粘土或陶器所制,或多或少,都是在观看他自己内心的语言……事实上,我是一个古埃及人,我拥有他们非理性的、精神性的实用主义,也能拥有模糊暧昧的信仰。”那么当他真的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呢?


 文|云也退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算再没信仰,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会想找个朝圣的地方,所谓“精神寄托”,知道在某个地方自己可以感到彻底的安心,彻底的归属,能忽略岁月的蹉跎和琐碎的烦恼,是一件何其重要的事。18—19世纪,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人留下不少朝圣书,去耶路撒冷,去埃及,去印度、中国、日本,不外乎这些西方之外的古文明发祥地;到了20世纪,像黑塞《东方之旅》等也属此列。但我手头的这本《埃及纪行》却有点不同,这是1985年,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写下的一份东方“朝圣”记录。


         威廉·戈尔丁真是个奇特的作家,在每一篇关于这位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介绍里,他的文学成就都是两部小说,一是《蝇王》,一是“其他小说”——《蝇王》写得惊心动魄,“其他”的那些却大多陷在一种古怪的路数里,读起来有一种说不清的晦涩。在我的阅读中,只有半本《金字塔》算得上是宜读的,《教堂尖塔》、《黑暗昭昭》之类都迫使你打起十二分精神,还不一定能啃进去。而《埃及纪行》,能读完它的,恐怕也必须是戈尔丁的死忠,或者一些有打捞文学“遗珠”之癖的人。

         “现在,最大的要务就是离开。我们站在甲板上,挥手,随口喊出一些不知所云的话,也听不明白岸上的回应。”

         启程时的这几句描述,已经让读者感觉到了距离。对此行,他好像并没有很强烈的情感投注,而是起了一个心不在焉的调门:“我们离开了迈哈迪,将开罗市区的高楼大厦抛在了身后……那波动荡漾的灰色河水,还有那不时相遇的货运驳船,则是太国平淡无奇的庸常事实,我就不必描述了。”

         但埃及其实是戈尔丁的神往之地,他的心所皈依。他写过两篇长文谈他的埃及情结,还出过一部小说集,收了三个以埃及为背景的故事(戈尔丁一直很喜欢用中世纪或异域的背景来写小说,探讨他热衷的宗教和道德命题)。在他的心目中,埃及是一种神圣的隐喻,“开启了世界的深度,犹如我们人心的深度一般”,而“人心的深度”就算在他最通俗易读的《蝇王》一书中也是一种十分神秘、让作者痴迷的要素。

         对埃及的印象会侵入到看到的现实里面,比如说,你看到斯芬克斯,看到它神奇的面貌,想到它为何建造,何以如此设计,至今仍是一个未解的谜题,你就会展开想象。同样,金字塔也是徒有其壮观之姿,来由和建造细节都让人莫衷一是;还有木乃伊,你明明看得见它们的形,却永远不能闻其声,它们留下了身体,却对一个时代的信息噤口不言,在肚子存了一份隐秘的字母表。正是古代埃及给现代的、理性的思维制造的理解障碍,使得埃及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了一种精神性的真实。戈尔丁在他的金字塔散文中写道:

         “任何人去考察那份字母表,不管它是画下来的还是刻于石上,或是用金属、粘土或陶器所制,或多或少,都是在观看他自己内心的语言。”“事实上,我是一个古埃及人,我拥有他们非理性的、精神性的实用主义,也能拥有模糊暧昧的信仰。”

         多么精辟,但这是在他没有亲身体验埃及、只是阅读和想象埃及时写下的话。

         现在他真的到了埃及。这一趟旅程是出于出版商Faber&Faber之邀,他答应了,是时候该去了却夙愿了——说是“还愿”也可以,因为他们两口子十年前去过一次,很难想象若无对埃及的神往,戈尔丁小说中那些高度智识性、精神性的主题能够屹立多久。他所坐的游艇名叫“哈尼”,有五个船员驾驶,可让戈尔丁夫妇沿着尼罗河南北航行。《埃及纪行》开头的几段文字(它们已经初步显示出戈尔丁式回环曲折、专门制造阅读障碍的文风了)重温了年轻时的旧梦,不过,七十二岁的老作家开始把他脑海中古埃及同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以及19世纪著名的冒险小说作者莱德·哈葛德的书联系在一起:

         “(诸多关于埃及的畅销小说)要么是挖掘了,要么就是确认了我们关于古埃及的见解中所包含的那些元素:神秘的巫术、无所不在的神衹、祭司的法力、远古的奇妙魅惑、王室的金碧辉煌与奢靡无度。”

         然而,自从旅程正式开始记录,戈尔丁就在一步步颠覆这一过去的想象,告诉我们哈葛德和柯南·道尔制造的古埃及神话都不过是梦幻一场。他告诉我们,其实上一次旅行已经够令他失望的了,而这一次接受邀约则实在是又一个本可避免的错误:“随着日子一天天滑过……一种觉得那一切纯然是荒唐愚行的念头控制了我。我七十二岁了。我也不差这趟埃及之行能挣到的钱。对上次在那里遭遇的脏污和无助,我还有着可怕的记忆。”

         因为现实中的朝圣已经与产业化的旅游业不可分割,更因为出版商找他去走这么一遭,是出于卖书的考虑——他正在个人声誉的巅峰,写什么都是趁热打铁,特别好卖——所以,虽然戈尔丁赶在尼罗河最好的旅游季节前去那边,享受一等的船上待遇,他仍旧是牢骚满腹。这牢骚半是出自他尖酸刻薄的秉性,半是发自真切的不满:他几乎是被绑架到了尼罗河里,溯流而上,所有的路线,所见的景观,各种礼仪性的接待、会面,以及身边来来往往给他们夫妇服务的人,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

         在任何一个地点,端坐游艇上的老作家举目都是尼罗河,河景垄断了埃及“自然风光”的定义,就连金字塔都被河边的建筑群给挡住了。继续读下去,那些相当琐碎的记录切碎了古埃及头上戴的精神光环,戈尔丁作为朝圣者的信念,在同真实的埃及,那个破败混乱动第三世界国家稍稍一接触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在甲板上,在船舱里,艇上那几个刁钻的船员总在挫伤他的精神愿望,因为他们完全将他当作一次商业行为的主角。

         自从爱德华·萨义德发表了《东方主义》,西方人书写东方时自带的优越感就受到了敏锐的重视。然而,戈尔丁关于尼罗河之旅的记录却是一次逆反,它是完全写实的,其中并无根基于东方主义想象以及文化、种族优越感而来的虚构。它既不神圣,也不消极、黑暗,它是一个没有被旅行者给“统合”了的东方,是一大堆难以辨认的片断,一个纯粹的他邦异域,非但不迎合,反而摧毁了西方人的东方话语(以及想象)。如果说,面对真实的埃及,功成名就的戈尔丁产生了什么优越感的话,那也不过是因为自己看破了商业的那一套。比如在写到路经的一个景点——一处墓室时,他以一副老于世故的口吻将墓室的文化价值一笔带过,转而去对女导游评头品足:

         “这位亲爱的女士,当了多年的导游,尽她应尽的义务;这种经历就为她那套程式化的固定说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单调;解说词与墓室内轻微的回音相组合,听起来既能让人获得新知,增长见识,还同样催人入眠。……她讲法语时,我忙不迭地点头,以示理解与欣赏。”

         他可能自以为有点幽默吧,但其实他是个缺少幽默感的人,这些世故之语仅见其乖戾的天性和浓浓的厌倦。他真是厌倦,在船上,他逐渐放弃了与船员们一争高下的兴趣,也放弃了带有一点殖民主义基因的白人“文化游客”的身份,退回到一个不停唠唠叨叨的、受了欺负的老头子的身份之中。他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如何在这穷乡僻壤不停受到挑战,而他的话语反击也显得那么低微,那么不大气。

         一个不神圣也不黑暗的埃及,一个仅仅是陌生的埃及——它的神秘完全被陌生所窃取,因为戈尔丁遇到的人都与他凿枘不投,三观相左,简直让人怀疑这是Faber&Faber下的一盘大棋,故意逼他难堪。他设法突破船长的限制,去发现那个有真实的埃及人在生活的埃及。当船到戴尔马瓦斯,戈尔丁讽刺地说,提出了接触当地人的要求,“我的姿态颇为庄重而高尚,也相当虔诚,还有着社会关怀的壮志豪情”,然后,他发现这个愿望已经被“主人们”预料到了,马上就将实现:“我将去参观一个‘穷苦的法拉欣人’的房屋。”而当他的确见到了那户人家,“我却觉得有些虚假,有些尴尬了。”

         不自由感,被安排感,像一团阴云蒙在他心上,以至于他看到什么都觉得是“景点”。这是对的,他在穷人家里看到的家徒四壁的景象就如同样板间一般,所有人都能踏访、目睹,在他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人来过这里,被导游引着认识这里的所有事物。“所有那些记者,出现在电视上的,一边播放他们拍摄到的私密实况,那些茅屋与居民家庭,一边对场景中的几户每样事物都作出解说——这些家伙的脸皮该有多厚啊!”

         戈尔丁身边也形影不离地跟着两个记者。“我迈步向前,那两个年轻人跟着我,纸笔都准备就绪。”这种“朝圣”真是日见得滑稽。“我独自走开,最终意识到,要得到一点点额外的特权,多一些些的发现,而不仅仅只是常规游客的见闻,那会是多么地困难,甚至是,绝无可能。”——这种冷评已经是老作家难得的肺腑之言了。

         所以,在这本游记中,你甚至连一个扭曲的、东方主义化的埃及都看不到。戈尔丁根本没提及埃及这一“他者”具体是如何存在、如何运行的,而把大量笔墨都用来叙述自己是如何接触埃及,如何在沿河的一个个地方去设法踏足原生态的埃及社会,却一次次感到受了愚弄。他说,他的夫人忍无可忍,而“我打定主意一路上都要乐呵呵的”,这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个人完全被绑架的处境——自然,戈尔丁希望读者都一眼看到这一点。

《埃及纪行》
[英]威廉·戈尔丁 著 杨凌峰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5月出版

         也许,《埃及纪行》是戈尔丁希望读者从其作品中读出“趣味性”的第一次尝试。小小的卖惨让人喜闻乐见,正像人类学家讲述自己在田野喂蚊子的细节,也总能充满自嘲的欢乐。为了寻找趣味,戈尔丁故意去寻找一些普通旅行者不会注意的地方,例如写到一个名叫古尔纳的小村,他顺势告诉我们,古尔纳人是埃及最有趣的人,尽管并不见得最讨人喜欢,因为古尔纳人是中世纪盗墓贼的后代,还有传言说他们知道无名古墓都在哪里,他们的房子就盖在这些古墓上边。他在这里同一名靠制作“法老周边产品”卖给游客谋生的当地村民之间有一场对话,陌生感、误解和意外让这一次相遇变得情绪和信息量都十分充沛。

         在一些“无名之地”的逗留,是这本叙事拖沓、文风干枯的书里最值得一读的内容。远离那些被游客踩得地面沉降的帝王陵寝,他彻底打消了原先的朝圣期待,一心只想看看最普通的埃及人生活。探索和发现的激情是需要不时重新装填弹药的,他必须不顾一切地打破被设计好的日程。当看到一个破旧的小土屋里放着些石膏复制品,戈尔丁都感觉兴奋异常:这种“日常”是别人所看不到的风景,稍稍打开了那个不可辨认的埃及之“真实”的盖子的一角,同时,这也是在与限制他自由的人的拉锯战中取得的一次小小胜利。

         无名之地,无事件的事件,无景观的景观,虽然将戈尔丁放在了一个完全不舒适的环境里,完全取消了他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文化游客的身份,不让他用传统的方式来书写埃及。那种书写是一系列的步骤和符号的展开,一连串的互动,在其中分布着诸多角色,犹如一张整饬有序的地图,而《埃及纪行》里没有一个角色是“理当”出现在那里的,一切相遇都是偶遇,都是偏轨的结果,相反,那些计划内的相遇,例如和船长及机械师的交往,跟他们所介绍来的官员、跟记者的接触,戈尔丁总是把它们写得那么令人生厌。

         然而,他自己也并不因此讨人喜欢。可能是戈尔丁一生最失败的地方:他的作品或能招人仰慕,却从来不能让人喜欢他。昔日的想象吹弹即破,代之以讽刺的、常常有些厌世的话语碎屑,是不太照顾读者的感受,但对于七十二岁的戈尔丁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非虚构,而他之前之后的所有小说,一直在摧毁你对人性、对世界之未来的良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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