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殉国也不能抵消其过错

        丁汝昌在淮军将领中本来名气并不大,如果不是北洋海军的建立,也许我们不会记住这个名字。但历史偏偏选中了他。

         关于丁汝昌,其简历如下:

姓名:丁汝昌
原名:丁先达
字:禹廷(亦作雨亭)
号:次章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1836年11月8日
学历:蒙学三年
成分:农民
参加淮军时间:1862年
祖籍:安徽凤阳
居住地:安徽庐江县石头镇丁家坎村
直系亲属:父丁志瑾,子丁代龄、丁代禧

         据庐江地方史料载,丁汝昌先祖早年因避兵乱,由凤阳迁至庐江定居。明洪武年间,丁家一度发达,但至清初家道中落。丁汝昌幼年时只读了三年私塾便被迫辍学,靠帮人放牛、放鸭换口饭吃,他还一度干过摆渡,并到豆腐店做过学徒。父母双亡之后,他只身一人度日,生活更加困苦。

         1854年秋,太平军攻打庐江,丁汝昌被掠入伍,随军至安庆,隶属于程学启部,与程意气相投。1861年,湘军围安庆,久攻不下,便用计策反程学启获得成功。之后,程学启率亲信八十二人投奔湘军。丁汝昌就是这八十二人中的一员。

         投奔湘军后,丁汝昌改掉原名丁先达,以丁汝昌之名行世。同年夏,湘军以程学启、丁汝昌为先导,攻破安庆,立下头功。战后,程学启升游击,任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千总,充开字营哨官。

         次年,淮军建军。李鸿章以“商借”为名,把程学启开字营整体挖入淮军。丁汝昌也随之成为淮军一员。不久,淮军东渡援沪。丁汝昌也随程学启部乘船开往上海。在上海期间,丁汝昌作战勇猛,被刘铭传看中,不久调入铭军,担任骑兵队营官,并升任参将。此后六年里,丁汝昌跟随刘铭传南征北战,先后参加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积功升迁,由副将而总兵,并加提督衔,赐勇号“协勇巴图鲁”。

         1874年,丁汝昌的背运开始了。这一年,捻军平定,朝廷节饷裁军,他的马队三营也被列入撤裁名单。丁汝昌对此不满,上书抗议。刘铭传大怒,打算以违抗军令治其罪。丁汝昌闻讯,急忙逃回老家避难。

         丁汝昌老家原在庐江石头镇丁家坎村。1864年,迁入巢县高林乡郎中村。关于丁家迁巢有一个说法,即“大将当避地名”,而“丁(钉)在庐(炉)上”很不吉利,迁居乃避讳之举。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三十年后,甲午战败,丁汝昌之名被钉在耻辱柱上达数年之久,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丁汝昌逃回老家后,心情郁闷。闲居数年后,不耐寂寞,便又进京活动。朝廷将其发往甘肃差遣。由于西北苦寒荒凉之地,丁汝昌不愿前往,便去天津向老上司李鸿章求助。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天上掉馅饼,他的好运竟然来了。

         原来,此时李鸿章正在为北洋海军的统帅物色人选,看到丁汝昌便把他留了下来。他对丁汝昌说,你和省三(刘铭传)有隙。我若用你,省三会有意见,不如把你们两人分开。我现在成立海军,乏人统率,你就到海军来干吧。

         丁汝昌一听喜不自禁,当即回答:

         “谨如命!”

         就这样,丁汝昌留在了北洋海军,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然而,海军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近代化兵种,丁汝昌对于海军完全是外行。按照常理,他无论如何不是海军统帅的合适人选。可李鸿章偏偏选中了他。其实,对于北洋海军的统帅人选,李鸿章一直颇感困扰,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担当。丁日昌曾向他提议,旧水师统领年龄过大,且不习新式轮船,不再适宜担任统领,建议大胆起用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但李鸿章并不认可,在他看来,这些学生虽然懂技术,可初出校门,未经战阵,难膺重任,况且皆为闽人,这一点尤为让他不放心。就在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时,丁汝昌出现在了面前。

         这一切看似机缘巧合,但对李鸿章来说,这样安排自有他的考虑。丁汝昌虽然不懂海军,但无论资历,还是军阶都可以出任海军统领。更为重要的是,他是自己的老部下,忠诚可靠,绝无问题。在李鸿章看来,忠诚与能力相比,显然前者更为重要。至于不懂海军,则可以慢慢学习。因此,在见到丁汝昌后,李鸿章便立即拍板做了决定。

         李鸿章的决定改变了丁汝昌的命运,同时也决定了北洋海军的命运。甲午战争后,人们集矢于李鸿章,而对任用丁汝昌更是批评甚多。

         其实,早在起用丁汝昌之初,外界就不看好。包括亲近李鸿章的人士中也不乏质疑和反对之声。这一点李鸿章心知肚明。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就曾写信对他说,当年曾国藩办湘军水师,文用彭玉麟,武用杨岳斌,如今你把许钤身当作彭玉麟,丁汝昌当作杨岳斌,虽妇女小孩也不认可。后来,袁保龄也写信告诉张佩纶,说“丁浮而贪”;“恐不胜任”。尽管批评如此尖锐,但李鸿章还是不改初衷。不是李鸿章听不进意见,而是要找到一个既可靠又懂海军的人,实在难上加难。你们都说丁汝昌不行,可你们能找到一个比丁汝昌更让我满意的人来吗?显然不能。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丁汝昌做梦也没想到,在他的人生低谷的时候,竟然天降大任于己。

         丁汝昌重新投奔李鸿章是在1877年。初为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只是临时负责,直到1888年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前后共十年。这十年,是李鸿章对他的考验期。应该说,在这期间,丁汝昌的表现不错,可圈可点。1879年,李鸿章令他前往英国督带订购两艘兵船超勇、扬威,他顺利完成任务,获“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正一品封典。

         三年后,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他奉命率北洋三舰前往平乱,同样不辱使命,并帮助吴长庆将大院君押回中国软禁。这次行动得到了李鸿章的高度评价,认为他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创练水师,讲求西法,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本。在李鸿章的保奏下,朝廷赏他穿黄马褂;1883年,又实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

         此后,丁汝昌又多次带领北洋海军前往朝鲜的釜山、元山、永兴湾,以及海参崴、长崎等地进行操练和巡游,都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李鸿章肯定。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他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北洋海军的第一把交椅——北洋海军提督,并加尚书衔。

         丁汝昌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从188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六年是丁汝昌最辉煌、最荣耀的六年。但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辉煌和荣耀转瞬之间便化为乌有,成了灾难和耻辱的记忆。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关于丁汝昌的功过是非,史学家们依然争讼不休。但很多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称职的海军统帅。

         从1877年算起,丁汝昌到海军工作,前后达十七年之久。要说他对海军完全一无所知,那也不对。事实上,自打出任海军统帅后,他便立志以身许国。十几年的海军生涯磨炼,使他对海军业务逐步有所了解和熟悉。同样,对于北洋海军的建设,丁汝昌也倾注了心血,许多事情亲力亲为,在购舰、训练、管理、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北洋海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说,北洋海军能够发展到当时的规模和水平与他的努力分不开,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就其综合素质而言,他离一位称职的海军统帅的要求仍相距甚远。

         作为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必须严格治军,作风过硬,可丁汝昌并未做到。北洋海军虽然外表光鲜,威风凛凛,但内部问题成堆。作为一支近代化的专门兵种,它们拥有先进的装备,但却缺少与之相匹配的先进的管理和高素质的官兵队伍。相反,旧式军队的痼疾随处可见,腐败气息四处弥漫。比如,有人利用手中权力,在购买军械弹药或日常用品中以次充好,收取回扣;有人利用军舰的豁免权,走私物品,从中捞取好处。还有的管带私下贪污维修费用,致使机械损坏、大炮锈蚀也全然不顾。每年海军南下避冻,停靠香港、上海等地,官兵则肆意淫赌,招摇过市。

         有一年,北洋海军出访日本,停靠长崎时,有士兵因嫖妓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造成极坏影响。如此严重的事件,处理结果却是轻描淡写,不了了之。此外,海军中派系林立,人事关系复杂。军官中有闽派、粤派,士兵中则以北方人为主。各派系之间明争暗斗,互相排挤。李鸿章当初任用丁汝昌,就是希望用他来控制舰队,但实际上丁汝昌不习海军,威令不行,其控制能力也相当有限。

         众所周知,部队战斗力必须通过严格的训练来提高。可是,北洋海军的训练,无论单舰训练,还是编队训练,其质量都十分低下。尽管《北洋海军章程》以及《水师操练》等教程都对训练提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但在执行时往往偷工减料,敷衍了事。有的干脆弄虚作假,走过场、摆花架子。每次打靶,事先量好码数,设好浮标,船按设好的浮标行驶,再按量好的码数射击,成绩自然可观。编队训练也是事前设定好路线和动作,各舰按部就班,仿佛演戏一般,徒有其表。然而,海战千变万化,战场形势错综复杂,不从实战出发,光做表面文章,其结果可想而知。

         其实,北洋海军的训练情况一度还不错,这主要是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发挥了作用。可是,尽管这些外籍聘用人员对海军建设至关重要,但却不能真正融入舰队之中。其中原因相当复杂。

         北洋海军中级别最高的外籍专家要数琅威理了。此人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在英国海军服役多年,并官至海军上校。琅威理早在1877年就来到中国,后两度受聘于北洋水师,担任北洋海军总查(先是副提督衔,后升至提督衔),负责北洋海军的技战术训练和业务工作。虽然总查不是海军官制中正式职务,但地位相当尊崇。李鸿章的电报中常用“丁琅二都督”的称呼,把他与丁汝昌相提并论。

         琅威理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军人,他做事严谨,治军严格,对于舰队的工作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从不丝毫懈怠。就连上厕所也不忘传令打旗语。他对训练抓得甚严。一切按照英国海军条例,严格执行,一丝不苟。对于犯错的官兵也毫不留情,严厉责罚,以至于北洋海军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在他严格管理下,北洋海军的训练一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就连丁汝昌也评价说,洋员中最称职的,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葛曾任北洋海军总教习),人品也数琅最好。1886年,为了表彰琅威理训练有功,朝廷还特授他二等第三宝星。

         然而,尽管琅威理工作认真负责,但他性格要强,脾气急躁,遇事总爱计较。其行事风格也十分强硬,特别是他的严格管理更是引起了北洋官兵的不满。

         1890年2月,北洋舰队巡泊香港。其间丁汝昌奉命离开,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便按《海军章程》,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这表明他是船上最高长官。琅威理见了立即质问刘步蟾:“为何降下提督旗?提督不在,不是还有我副提督吗?”
         但刘步蟾的回答是:“海军惯例如此。”

         刘步蟾目中无人的态度令琅威理大为恼怒,可刘步蟾并不买账。在北洋海军中,刘是三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和左翼总兵林泰曾。作为北洋海军中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刘步蟾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赴英国学习海军五年,获得优等文凭。回国后先是担任镇北炮船管带,后又任北洋海军主力战舰定远号管带。军衔由参将而副将,并赏加“强勇巴图鲁”勇号。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他又晋升为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加头品顶戴。由于精通海军业务,在北洋海军中素孚众望,就连丁汝昌也敬他三分。

         琅威理虽是总查,但并无指挥权。他改变不了刘步蟾的决定,事后便向李鸿章告状,没想到李鸿章并不支持他。在李鸿章看来,舰队的指挥权岂能假手于洋人?撤旗事小,但却关乎主权,刘步蟾所为并无过错。琅威理虽为总查,但并无指挥权。他还说,北洋海军称琅为提督,也不过是客气用语。琅威理一看李鸿章的屁股坐到刘的一边,顿觉受到侮辱,当即提出辞职,李鸿章马上批准。事后,李鸿章对人说,他最讨厌洋人要挟他了。当年指挥常胜军时,那些洋人胡搅蛮缠让他受够了气,直到今天仍让他余恨未消,耿耿于怀。

         琅威理走后,李鸿章曾试图另聘其他英国人以替代琅的工作,但遭到英国的拒绝。与此同时,英国还撤走了其他英国顾问,并关闭了培训中国海军留学生的大门,以此进行报复。

         关于撤旗事件,外界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坚持主权,不为洋人挑衅所屈,值得肯定,但也有专家指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刘琅之间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争外,从某种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厌烦情绪。

         不论如何,事实是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军纪和训练便日渐松弛,每况愈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海军总兵以下各官必须常年住船,不得在驻地建办公地点及公馆、寓所,可琅威理离开后,这种事便无人再管。许多官兵相继在驻地建公馆、寓所,有的还把家眷搬来,晚上便上岸住宿。这种状况相当普遍,人数之多,达“一船有半”。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就先后在福州、威海、烟台、刘公岛建造住所,他还在这些地方娶了两房姨太太,花天酒地,恣意享乐。

         其实,早在琅威理在时,这种状况就已经存在,只是在琅走后变得更为严重。用赫德的话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李鸿章在琅威理第二次任职时,曾要求他通过五年时间将北洋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设想也随着琅威理的离去而成为泡影。这对北洋海军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而丁汝昌作为海军最高指挥官,当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这里。作为一个海军统帅必须以身作则,处处做出表率,可丁汝昌同样没有做到。他不仅对海军的混乱管束不力,对自身要求也不严。他在刘公岛盖铺房出租赚钱;家里供养戏班,经常逛妓院,吃花酒,生活十分奢华。有一次,他和方伯谦同时看中一个妓女。可妓女嫌他年纪大、相貌丑,不如方年轻秀美,因此钟情于方,这使他十分生气。为此,丁汝昌开始怨恨方伯谦,以致丰岛海战后,方因临阵脱逃被杀头,有人推测这是丁汝昌挟私报复,也非空穴来风。

         由此可见,丁汝昌虽然对海军建设有一定贡献,但错误同样不少。反观日本,他们的舰队虽然比我们建得要晚,但发展却比我们要快。无论训练还是军纪都远胜于我们;而日本的历任海军大臣,无论是西乡从道,还是桦山资纪,都精明执着、殚精竭虑。相比之下,丁汝昌无疑要逊色很多。

         毛泽东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尽管北洋海军的问题不能让丁汝昌一人承担,它是整个大环境造成的,但作为海军统帅,说他并不称职,丝毫也不过分。正如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所言:“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这个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本文转载自:季宇《淮军四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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