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芝为什么放跑了易先生

         她得脱离现有的评价体系——以财富地位和家世为标准的评价体系,进入另一个评价体系,以青春、美貌为标准的评价体系。

         李安的电影《色·戒》问世后,对于王佳芝为什么要放走易先生,有各种解释,她爱他,她被她的匮乏打败,她臣服于他的欲望训导,都是合理的解释。五年过去,我却有了新理解,这新理解是受到朋友经历的启发。

         朋友A,职业小说家及编剧,长期伏案,身体小状况不断,于是到家门口的健身房办了张卡,每天早上去健身。在他想来,这个时段健身房应当是最空的,可以容得下他恣意妄为,没想到,该时段照旧人满为患,而且都是狂热分子,每天都来,一练两三个小时,完全不顾教练“练一天休一天”的忠告。健身房拥挤得像是《神曲》插画里的场面,就连淋浴也要等很久,因为有人在里面裸身照镜子达半个小时。

         好奇心油然而生,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都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对健身怀有这么大的热情?健身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他在健身房展开田野调查,跑步的同时聊天,休息的间隙各种攀谈,健身结束之后一起去吃饭,两三个月时间,基本摸清了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有一部分人处于完全失业或者半失业状态,但又不愿意告诉家人,每天早上照旧穿上正装出门,假装上班,然后直奔健身房。他们的收入,来自各种零工,或者一两笔小生意。

         后来在DN写的《探索肌肉的旅程》里,看到类似的描述,“二战”后,健美运动进入黄金时代,健身房汇聚大量青年,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固定工作,终日除了健身便无所事事。”健身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遇,让他们逃离对自己不利的评价体系,进入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评价体系。在那里,钱财、房子、地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肌肉的线条、卧推的重量和次数,前者是人力不可为的,后者却是只要投入时间就有成效的。

         王佳芝也是这样吧。吸引她去做特勤的动机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为了实现评价体系的切换。她穷,寄人篱下,父母留下的房子掌握在亲戚手里,要念书,还得请求亲戚把房子卖掉,其中有多少能真正用到她读书上,还很难说。她的未来一眼望得到边,拿个文凭,去公司做事,嫁个小职员,然后在弄堂里老掉。她周围的同学,多半家境优越,前途不可限量。她突兀地夹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读书、演话剧,内心却十分不安,那种平等是稍纵即逝的,她暂时的安稳就像脚底下的毯子,随时有可能被人抽走。

         从实的方面改变处境,基本没有可能,只有从虚处着手,她得脱离现有的评价体系——以财富地位和家世为标准的评价体系,进入另一个评价体系,以青春、美貌为标准的评价体系。前一个评价体系里,她不占优势,后一个评价体系里,她有绝对优势。

         演话剧给她提供了第一次机遇。在舞台上,她是绝对的主角,她因此格外留恋舞台上的荣光,久久不肯从舞台上下来,以至于让她的同学站在舞台外边向她喊:“王佳芝下来,王佳芝下来。”特勤工作则提供了第二次机遇。当特工和演戏一样,财富家世都不重要,年龄、相貌、气质、演技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甚至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在这方面,她的优势无人能敌。她和同学的境遇因此倒了个个儿,她扮演阔太太,因为她像,富有的男女同学演司机、女仆,把她伺候着,因为他们比她更像仆人。

         她最后放跑了易先生,她所有的优势都最终变现了。

         人都得有意无意地,接近自己占优势的评价体系,没有优势就创造,有一点优势就努力扩大,实境里无法得到的,就在虚境里寻找。就在那种接近、寻找、创建中,人一点点地分类分群,写写画画的,演戏唱歌的,打篮球打游戏的,背包旅行的,渐渐组成另一种国度。哪怕在新的国度里,自己仍然不是最上流,但新的国度,至少提供了一种认同,一点微温,让人部分地摆脱、部分地逃离从前那个让人厌恶的无枝可依的世界。

         向着自己不占优势的体系切换,多半成为悲剧。就像作家荞麦说张柏芝,她明明具备成为张曼玉的潜质,“走得更远,去一个普通世俗再也无法评价的境地”,但她却将自己放置到另一个评价体系,试图以贤妻良母的姿态得到世俗的谅解和肯定,结果却是“走进了一个根本不合适自己的丛林,这个丛林的法则,向来与她相悖。她那么野,却自己入笼。别人也正好围成圈,围观她、指责她”。


本文转载自:韩落松:《对这个残酷的世界说情话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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